一九八三年六月的一个清晨，木樨地干部公寓的院子里还飘着栀子花香，陈永贵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出了门。他已经正式卸下国家副总理的担子数月，按理说可以在家里含饴弄孙，但这个出身大寨的老农民压根闲不下来。
走进客厅，他对老伴宋玉林说道：“我得找点正经事干，光拿工资手心里发烫。”短短一句话，道尽了他对“白吃俸禄”的不安。很快，中央办公厅同意了他的请求，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——不带编制，却要天天下地。
东郊农场在顺义，离城里五十多公里。汽车一停，陈永贵卷起裤腿就往田垄里钻，俩袖子挽得老高。场里人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的口音，“这位老同志咋一直说‘圪梁梁’‘掰苞谷’？”再随后，大家发现这位顾问没一点官架子，谁的锄头缺了柄，他二话不说递上自个儿的；谁家孩子上学没钱，他掏腰包给凑。农场干部笑称他“拿着副总理的工资，干着生产队长的活”。
他之所以能信手拈来，全凭在大寨留下的那一身本领。出生于一九一五年的陈永贵，老家在山西昔阳县巴洲乡石山村。三岁丧母、六岁丧父，让他早早摸爬滚打。李月妮这位乡亲把他收留，从此小名“金小”的孩子才有了遮风挡雨的屋檐。挖矿、推磨、放羊，样样干过，正是这些苦活累活练出了他那副浑身是劲的筋骨。
说起亲人，他总是先提那位比自己小十岁的结发妻子李虎妮。可惜一九六五年，李虎妮因癌症撒手人寰，只留下一个儿子陈明珠和养女陈明花。昔阳县委担心他忙中顾家难，后来介绍了同为劳模的宋玉林。宋玉林带着一个男孩改姓陈，又给他生下小儿子陈明亮，一家大小和和气气，街坊都夸“陈家的炕头永远热乎”。
很多朋友琢磨：这么怀念故土的人，为啥退休后不回昔阳养老？表面看，原因不过两个——北京的医疗条件好、子女求学方便。然而，真正让他下不了决心的，是过高的群众期望。老记者冯东书曾问他：“陈老，你想家不？”他摆手：“想到疯，可我一回去，乡亲们见了我就有事相求，县里干部也难做；我在外地，他们办事省心，我也踏实。”
还有一层考量常被忽略。进入八十年代，大寨已不再是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时代风口，生产责任制取代了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”。陈永贵清楚风向，回乡意味什么？“要是指导不到点子上，岂不耽误乡亲？”这是他的原话。与其回去当个动辄掀浪的“乡贤”，不如在北京的试验田里继续琢磨庄稼技术，把经验写成材料供兄弟省份参考。就这样，他每天往返农场，遇上忙季干脆住进棚里，夜里点着马灯记笔记，第二天一早交给场长。
不得不说，他的脾气依旧火爆。有回试种高粱，技术员嫌麻烦想少施底肥，他当场掀开草帽：“懒不是犯错误的理由！”话音落下，自己撸起袖子把肥料一筐筐抬进地。年轻人见状，只好陪着干，这才把规定的亩用量足额施下。秋收时，高粱穗子沉得弯了腰，大家服了口服心服。
时间在锄头起落间溜走。一九九一年冬，陈永贵开始咳血，被确诊为肺癌。医生提出进口药治疗，他摇头：“别花冤枉钱，留给国家买化肥吧。”医护只能劝慰。病房里，他仍关心的是农场的冬灌和来年玉米良种。临终前三天，他让护士给剥了片西瓜，慢吞吞吃完后说：“甜，就像大寨秋天的瓜。”
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，85岁的陈永贵在北京逝世。遗嘱写得很简单：第一，谢党；第二，治丧从简；第三，把骨灰送回大寨，但别劳师动众，汽车就行。两个星期后，家人捧着他的骨灰，坐卡车沿太行山公路回到石山村。村民自发夹道相送，没有花圈，没有奏乐，只有一片沉沉的呼唤：“陈书记回来了。”
从此，木樨地那套小楼的灯火暗了。宋玉林带着儿孙继续在北京生活，逢年过节才返乡上坟。小儿子陈明亮后来下海经商，做化肥贸易，他常对伙伴说：“我老爸一辈子跟土打交道，我要是昧良心赚钱，还不被他骂死？”话虽朴素，却能听出家风的分量。
有人总结陈永贵的一生：从山西贫童到国家领导，再回到田垄，他的生命轨迹像一粒种子——深埋土中，却仰望天空。这句评价或许过于文艺，却点明了他始终未改的本色。无论身在国务院礼宾车里，还是蹲在东郊农场的垄沟间，他那口夹杂着乡音的“庄稼汉”话，始终是他真正的名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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